1934年10月，8.6万人踏上长征路。
一年后，到达陕北的只剩不到8000人。但更少有人知道的是——这支队伍在绝大多数时间里，每支枪的子弹不超过25发。
他们靠什么打完这一万多里路上的几百场仗？
出发前的家底
先说一个数字。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出发时，全军步马枪平均每支不到60发子弹。
60发是什么概念？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，打一场像样的阻击，60发子弹撑不过半个小时。可这支队伍要走的，是整整一万多里路，是后面十几个月不停歇的围追堵截。
账面上这60发，还不全是好弹。
苏区被封锁得死死的，弹药来源从一开始就是个大难题。 1931年10月，中央红军在江西兴国县官田村建起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——官田中央兵工厂。工人最多时将近600人，但他们面对的局面，是原材料全靠在封锁线里扒拉。
汽油断了，他们用水力驱动机器。硝酸没了，把腐朽的木头磨成粉末，和硝配成火药。做底火的铜皮用光了，就把弹壳敲打成薄铜片来顶上。
从1931年到1934年5月，官田兵工厂修配步枪超过4万支，复装子弹40多万发，制造手雷6万多枚，修理机枪2000多挺。 这个数字放在任何工业基础下都不算多，但在封锁中的苏区，已经是拼了命挤出来的。
然而，封锁带来的问题不只是数量，还有质量。
苏区兵工厂大量依赖回收的旧弹壳复装弹药，弹头材料极度紧张，有的部队甚至用木头代替铅来削弹头。 这种复装弹不能连发，质量极不稳定。有的打出去直接哑火，有的飞出去几十米就往下坠，根本打不中人。也就是说，账面上的弹药数字，水分相当大。
带着这些弹药，带着整整一支部队的家当，1934年10月，红军出发了。
出发前，中革军委发出的指示是四个字——“把一切都要带走”。
这四个字后面跟着的是什么？
兵工厂的机床，印刷厂的铅字，造币厂的模具，野战医院那台从德国进口的X光机，苏维埃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和印钞机——光银行这一项，就装了一百多副担子。连笤帚、擦机布、破工作服、烂手套都捆在挑子上一块儿走。
这不是谁一时糊涂，而是照着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路子做的。 那套思路是李德那时候定的：打阵地战，打短促突击，“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”，家当当然要留在身边。
可转移一旦变成一万多里的战略大撤退，同一批坛坛罐罐，就成了拖死人的东西。担子压着队伍，一天走不了几里。本该抢在敌人合围前通过的口子，硬是拖成了硬碰硬的血战。
第一道封锁线，顶过去了。第二道，冲过去了。第三道，咬着牙扛过去了。
第四道，在湘江边上，等着他们的是一场几乎打断骨头的决战。
湘江之殇
1934年11月27日，湘江。
这是整个长征里最惨烈的五天。
蒋介石调集了超过30万国民党军队，在广西全州一带设下第四道封锁线，铁了心要把中央红军堵死在湘江东岸。红军必须过江，没有别的选择。
红三军团死守新圩。打到最后，师以下的团、营、连指挥员几乎全部阵亡。 红一军团在脚山铺死守通道。红五军团第34师和红三军团第18团，留下来断后，用自己的命给主力争时间。
这两支部队，大部壮烈牺牲，几乎没有回来的人。
12月1日，主力终于渡过湘江。
清点人数——8.6万人，只剩下3万多人。 将近6万人，留在了湘江两岸。
弹药这边的账更狠。各部队报上来的数字是：每支枪平均只剩5到25发。
5发。一个战士把枪栓拉满，还没打完一个基数，就得白刃相见。
那台从瑞金一路抬着走了几千里山路的德国X光机，还在担子上。弹药已经打没了。从苏区攒下来的那点老本，彻底交代在湘江边上了。
两本账同时见底：人，和子弹。
更要命的是，国民党军的几十万追兵，还在后面。这个时候，红军面临的局面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：往前走，没子弹；不往前走，没有明天。
两个字：只能打。但打什么？靠什么打？
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，这个问题逼出了红军历史上最关键的一次转折。
遵义转折
1935年1月7日，红军攻克遵义。这是长征以来，第一次占领一座大城市。部队进了城，睡了一觉，吃了顿饱饭。但真正重要的事，在八天后开始。
1935年1月15日至17日，遵义会议召开。
会上，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总结报告。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等人的发言，把这份报告一条一条批得体无完肤。
核心问题就一个：为什么打成这样？
阵地战打不过人家，搬家又把自己压垮，到了湘江边上弹药人员双双崩盘——这套指挥思路，再走下去就是死路一条。
会议最终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，成立了由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。从这一刻起，红军的战略逻辑开始改变。
改变体现在接下来一个动作上。
1935年2月，云南扎西，整编。
这次整编被后来的史家称为“脱胎换骨”。中央红军由30个团直接缩编为17个团，机关和后勤人员大幅压缩，充实基层战斗单位。 那台从瑞金抬到扎西、走了数千里山路的造币机、造弹机、印刷机——全部就地处理掉。
长征开始时那条漫长的大搬家式长蛇阵，就此散掉了。轻了，快了，能动了。
随即，1935年2月16日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《告全体红色战士书》。 这份文件说得很直白：“全体同志，打胜仗，消灭大量敌人，缴他们枪和子弹，武装我们自己……是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。”
这句话的意思，翻译过来就是：后勤部门，就是对面那几十万追兵。
他们运多少弹药上来，红军就有机会拿走多少。打赢一仗，弹药袋子鼓一点。打不下来，下一仗就得空着枪上。
这是一套极度危险的后勤逻辑，但在那个处境下，这是唯一可行的路。
除了缴获，还有一条不太起眼的口子。
长征出发前，红军通过秘密谈判，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达成了五项协议：就地停战、互通情报、解除封锁、互相通商、必要时互相借道。谈完之后，陈济棠让开大路四十里，还批给了红军一批弹药。
陈济棠打的算盘一点不复杂：红军多打死一个蒋介石的中央军，他自己的地盘就多一分安全。 这跟同情革命毫无关系，纯属借刀杀人。
但这条裂缝确实存在。封锁线看着铁桶一块，缝在派系之间。
还有一条腿：铁纪律。
红军纪律明确写着第五条——“节省子弹勿乱打”。另有专门命令要求各级机关在部队里做“深刻的节省弹药的教育”。子弹壳必须收回，按期送交总部，收回来就是下一批复装弹的坯子。
据老战士回忆，有的部队弹药统一由排长保管，平时枪里最多压三发，冲锋前才按任务加发两三发。近身了就干脆不开枪，抄起梭镖大刀往上冲。 出发时全军带着6000多根梭镖、800多把马刀，本来就是拿来补火力缺口的。
缴获为主，派系裂缝漏出来的为辅，自制和现钱买做补丁，铁纪律当阀门。四样东西咬合在一起，才撑住了这支队伍。
四渡赤水——“以战养战”的实战检验
1935年1月19日，红军北进，准备从四川泸州和宜宾之间渡过长江。
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，把长江沿线堵得严严实实。1月28日，红军在土城打了一仗，因为敌军不断增援，再打下去吃亏，撤。
1月29日凌晨，一渡赤水，向西进入川滇边的扎西集中。
扎西整编在这里完成。然后，毛泽东突然掉头——东进，二渡赤水，回贵州。
蒋介石没反应过来。2月18日至21日，红军二渡赤水，再占遵义城。
这一仗打得漂亮。红军歼灭国民党军吴奇伟部两个师又八个团，俘敌3000余人。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单次规模最大的胜利。
弹药的账，就是靠这种仗来维持的。打赢，缴获补充，继续打。
之后是三渡赤水，重入川南，把蒋介石的注意力往北边拽。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过长江，急忙调兵北堵。
红军又回头了。3月21日至22日，四渡赤水，折返贵州。
整个四渡赤水的过程，红军在贵州打的仗最多，原因很简单——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战斗力最弱，打起来最容易赢，缴获也最稳当。
这不是乱打，这是计算过的。
打弱的，缴获补强，再去打更强的。 整个弹药链，就靠这个逻辑滚动起来。
当然，这套逻辑的前提是：必须赢，而且赢得要快，赢得要少伤人。
慢一步就是消耗战，一打消耗战弹药立刻见底。中央红军平均三天就有一次激战，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。
三百米，是一个战士小跑几十秒的距离。
这不叫“小米加步枪硬扛”，因为硬扛是手里得有东西可扛。 红军长时间没有可扛的东西——枪里三发，仓库在敌人的骡马队上，想补给就得先把对方打垮。
而且，战场上的判断要极度精准。
哪一仗能打，哪一仗打了亏，这个判断直接决定弹药账本的走向。 土城打了吃亏，果断撤。娄山关、遵义打得有把握，集中兵力狠揍。
4月，队伍进到云南，先遣分队在通往昆明的公路上截了薛岳的一辆汽车。车上是云南地图和整箱的云南白药。地图和药，一趟全到手——这种临机缴获，也是长征弹药补给里的重要补丁。
还有一个细节，很少被提起，但值得说。
随着中央红军一路转战的，还有官田兵工厂的骨干人员。 他们抱着简易工具，从瑞金一路跟到了贵州、云南、四川。行军途中，流动作业，哪里停下来就在哪里修枪、复装弹壳，把一条移动的兵工线嵌进了长征的队伍里。
他们能做的很有限，比不上任何正规后勤体系，但在没有后方的情况下，这条线撑住了一部分修械能力。
终点账单
1935年10月19日，陕北，吴起镇。
队伍到了。一年前，8.6万人从瑞金出发。此刻，到达吴起镇的陕甘支队人数不满8000人，经过了11个省，走了两万五千里。
落脚第二天，由彭德怀指挥的“切尾巴”战斗打响。 红军在吴起镇周边设伏，歼灭了一直尾随的国民党骑兵部队，缴获战马近千匹，彻底甩掉了追兵。
然后，清点武器弹药。结果是：每支枪，平均5到25发子弹。
这个数字，和湘江战役后的数字，几乎一模一样。
把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看——起点是5到25发，走了大半个中国、打了几百场仗，终点还是5到25发。 中间缴回来的每一发，都被下一仗吃掉了。
这不叫补给充裕，这叫收支刚好扯平，账面上一分不剩。
炮的账更惨。瑞金出发时，全军山炮迫击炮加起来38门，平均一个师三门左右。强渡湘江之后炮弹打光，炮就一门门丢在路上。最后跟着队伍进陕北的重炮，只有一门75毫米山炮。 而且这门炮，还是红二、红六军团在湖南陈家河战斗里从对手手上缴回来的，不是中央红军自己的。
整支中央红军带到陕北的山炮，就这一门。
吴起镇会议之后没几天，官田兵工厂的骨干人员找到了几孔土窑。
他们把带来的旧机床零件拼起来，跟当地铁匠借了风箱，点上炉子，支起铁锤，一边修枪，一边翻造子弹。
手里的原料，还是从战场上捡回来的那些弹壳。
这条线，从瑞金到吴起，中间没断过。
真相在数字里
长征的弹药补给真相，藏在这几个数字里。
出发：每支枪不到60发（其中有相当比例的复装弹）。湘江之后：每支枪5到25发。到达陕北：每支枪5到25发。
中间那一年，靠四件事撑着：
第一，缴获。 这是主干，没有这条，一切都免谈。把对手的骡马队当移动仓库，赢一仗补一仗。
第二，派系裂缝。 国民党军不是铁板一块，陈济棠这样的地方军阀和蒋介石之间有算盘要打，红军从这些缝里漏出空间来用。
第三，铁纪律。 子弹壳必须回收，枪里平时压三发，梭镖大刀补火力缺口，一点一滴不允许浪费。
第四，打得准。 赢得快、伤得少，才不会陷入消耗战，才能用缴获支撑下一仗。这不是运气，是精准的战场计算。
这四条里，任何一条断掉，这支队伍就走不到陕北。
没有充裕的工厂，没有稳定的后方，没有可靠的运输线，没有哪怕一条像样的补给通道。他们的后勤部门，就是追在屁股后面那几十万人，以及那些每天往前线送子弹的骡马队。
这不浪漫，不传奇，就是在绝境里一步一步把账算平的过程。
平均每三百米一条命，平均每三天一次激战，每支枪从没超过25发——这才是长征弹药补给的真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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